人物名片 张伟基,1945年生,南岭村原党支部书记,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主任”等荣誉,曾当选为八届、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十六大代表。改革开放前,南岭村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元;改革开放后,张伟基带领南岭村群众“内引外联”,走上了一条以发展工业为主导,工、农、商、旅游业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使南岭村从过去贫穷的小山村发展为全国知名的富裕村庄。 张伟基。侨报融媒记者 钟致棠 摄
今日南岭村。(除署名外,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昔日南岭村。
改革开放初期,张伟基(前左一)带领村民谋发展。
年轻时的张伟基。
侨报融媒记者 张鹏
南岭村致富思源展览馆内,醒目的位置挂着一张40年前的黑白照片:求水山下的村庄,房屋零落散乱,一旁的道路崎岖坑洼……这是老一辈南岭村人共有的记忆,也是新一代南岭村人了解家乡奋斗故事的起点。
尽管年逾古稀,但照片背后的故事,张伟基仍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干事创业火热激情的年代,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敢闯敢试的南岭村人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从黑白映画到色彩斑斓,从昔日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元的“鸭屎围”到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今天,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创新发展的故事仍在延续,而黑白照片的故事一再被后人传诵,它有关“艰苦奋斗”,有关“不忘初心”,有关“肩负使命”……
面对“逃港”者暗立承诺 “一定要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改革开放前的南岭村只有一条黄土路,村民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那时的南岭村民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张伟基说,当时南岭村的全部家当是20多头耕牛、10多台打谷机、一个小型粮食加工厂、几间粮食仓库,全村固定资产不足7000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因为村容脏乱,还被称为“鸭屎围”。
因为宝安县毗邻香港,自上世纪50年代起,有些人难以忍受艰苦生活,便“逃港”以谋求新的生活。上世纪70年代末,宝安县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而南岭村是宝安县“逃港”人数最多的一个村,最令张伟基感到痛心的一次“逃港”行动发生在1979年5月6日傍晚:南岭村有200多名村民集体逃往香港。
那天,时任布吉公社沙西大队副书记兼南岭村第一生产队队长的张伟基与一名司机驾着拖拉机赶往粤港边界的深圳河边,苦口婆心地劝回了50多名准备“逃港”的村民。令张伟基想不通的是,妻子竟然也在其中。
5月的岭南,热浪一阵接一阵,界河边妻子向张伟基道出了一句“实话”:“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人在香港,你是党员又是大队干部,肯定不会‘逃港’,你不去,我不去,那全家不得等死吗?”
妻子的话犹如一把尖刀刺入胸口,令张伟基痛心疾首。“妻子说得没错,身为党员和大队干部,我肯定不会‘逃港’。”对于张伟基来说,共产党人的信念已经深深烙在心中,但同时一个疑问也随之产生:如果能过上好生活,谁愿意离开家乡和亲人、逃去香港呢?
张伟基听说有村民“逃港”之后捎话回来:“就算死了,也不让骨灰飘回南岭村。”身为大队干部,带领村民过上好生活,张伟基责无旁贷,那时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张伟基和南岭村都在等待一个机会。而就在此时,一场春风和一声春雷如约而至。
春雷惊天唤醒小村
“绝不杀下金蛋的母鸡”
改革开放的惊天春雷彻底唤醒了这个位于岭南一隅的小村子,随着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张伟基和众多村民看到了发展的希望:南岭村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那个时候,满脑子就想着怎么搞发展。”早在1979年,宝安县开始“外引”和“内联”,借着这股政策优惠的东风,南岭村引进了和平无线电厂,取名南和公司,象征“南岭与和平”。张伟基回忆,当时,要想引进一间工厂并非易事,办一个执照足足跑了半年,当拿到办厂执照的那一刻,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改革开放让见过“逃港”的张伟基看到了兑现诺言的希望,更激发出他和南岭村拥抱发展的激情。那时,张伟基每天带着3名村民赶往宝安县外贸公司守候香港客户。“每当看到一个港商,我们就热情地迎上去,甚至还带着他们到村里去。”张伟基说,由于村里环境差,很多企业老板来到村里“扭头就走”。
于是,在张伟基的倡议和带领下,南岭村组建起卫生清洁队,开始整治村容环境卫生。1982年,南岭村第一生产队终于拿到了北京兴盛公司43万元的征地补偿费。当时,穷怕了的村民都想把这笔堪称“天文数字”的补偿款分掉用于改善生活,张伟基却犹豫了。“南岭村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为啥不用这43万元扩大再生产?”张伟基逐一做通群众工作,作出了事关南岭村未来发展的正确抉择。
“当年我家劳动力是最多的,若分钱的话,能拿到12万元补偿金,但这对全村的发展没有好处。”张伟基说。如今,“43万元补偿款”的故事在南岭村家喻户晓,在当地人看来,这不仅是一个有关村史的经典故事,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南岭村拉开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大幕。
此后,张伟基曾多次强调“不杀下金蛋的母鸡”,而这只母鸡,就是依托宝贵的土地资源形成的村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发展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张伟基的信念。
艰苦卓绝书写奋斗新篇
“让村民吃饱饭有钱花住新房”
火红的年代书写出艰苦奋斗的故事,“敢闯敢试”成为南岭村人的基因,本着“共同富裕”的信念,坚持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南岭村也在大胆改革探索基层民主自治。而今回头看,那些故事拼凑成了一张南岭村艰苦奋斗的“时间表”。
1983年7月,布吉公社改为布吉镇时,张伟基提议南岭村4个生产队合并成立村委会,并提出把第一生产队的资产公有化,成为全村资产。“这样才能共同致富。”张伟基说。当时,很多人建议张伟基出面主持村里工作,张伟基提出采用“一张白纸选村官”的匿名方式选举村官。通过每个村民一票的无记名投票进行选举,张伟基得票最多,当选为南岭村村委会主任,一干就是20年。这也成为“白纸选村官”、探索基层民主自治的最早尝试。
在大会上,张伟基向村民真情吐露心声,郑重许下四点承诺:“要让村民吃饱饭、有钱花、住新房、健康长寿。”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不停,群众盼望的就是过上好日子啊!
一句承诺更是责任。村委会成立初期,张伟基带着村民一心谋发展。当时,深圳兴盛“来料加工”企业办厂,但当外商看到南岭村破旧的住房和基础设施时,失望得直摇头。在那相对保守的年代里,张伟基胆大心细,经过一番仔细核算,南岭村计划向银行贷款170万元修建厂房,引进外商兴办“三来一补”企业。村委干部会上,其他干部忧心忡忡:“170万元不是小数目,万一办厂不成,贷款怎么还?”张伟基向大家宣传党的政策,讲事实摆道理,并向大家承诺,如果这170万元还不了,由他自己承担,终于消除大家的顾虑。南岭村一片热火朝天,几栋崭新厂房兴建,吸引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前来办厂投资。
1984年,南岭村率先实行农村股份合作制度,并在当年实行股份分红和工资制,全村群众基本都在村里工作,每月领工资。同年,南岭村又率先办起村医院,推行统筹医疗,工厂里的外来劳务工每人每月交2元统筹医疗费,在村医院看病不用花钱。
1986年12月,南岭村成立全国第一个村级共青团委员会,并率先引导全村企业成立了共青团和工会组织,探索基层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初具雏形。
1987年,村民家家盖了新房,用上了彩电、冰箱,不仅甩掉了贫穷的帽子,还吸引了不少外来人口,南岭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5000元,是改革开放前的50倍。至上世纪80年代末,南岭村民每年人均集体分红超过1万元,家家都是外界艳羡的“万元户”。
富起来的南岭村并没有忘记过去的“苦日子”,而是把“致富思源”四个字记在心里。“南岭村是富裕起来了,但绝不能富了口袋,穷了脑袋。”张伟基说。南岭村不仅建起了学校、提升村民文化素质,多年来还向国防事业共捐资5000多万元,以实际行动支持部队、国防建设,用真情谱写了一首首动人的拥军曲。
退休老书记奔走一线
“不忘过去,不忘初心”
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浓烈氛围中,南岭村社区也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布置了《致富思源》主题展览。展览厅里挂着南岭村老照片,摆放着一些旧家具、旧农具。“我们富起来了,但不能忘记过去。”张伟基说。
不忘过去,不忘初心。心里装着群众,壮大集体经济,坚持共同富裕,是南岭村一颗不变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南岭村发展经济,最终就是为了让居民过上好日子。”张伟基认为,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就要真抓实干,不仅要做,更要做好。
时至今日,年过七旬的张伟基已从南岭村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仍然心系社区事务,常常为社区建设的一点点细节、社区居民反映的一点点问题而奔走在一线。
南岭村人口密度大,停车位不足成为群众的一块心病,乱停车也扰乱了社区环境。2018年夏天,张伟基与社区的“停车位”较上了劲,他不顾天气炎热,走遍了社区每一个角落,积极与社区内工业园区、企业沟通协调,对外开放停车位的同时,将以前无法利用的空间进行统筹。短短一个月内,他竟然找到300多处停车位,并进行统一划线管理,极大地改善了社区环境。有人问他:“为何这般较真?”“几平方米的停车位也是民生啊,也关系着群众在南岭村社区的幸福感!”张伟基说。
治水提质是全区的一项重点工作,根据工作要求,龙岗区将全部实现雨污分流正本清源。“我们南岭村有18公里的雨污分流工程,大部分位于仅有双向两车道的道路上,要快速完成难度太大了。”对于民生工程的实施,如何将对群众的影响降至最小,同样也是这位南岭村老书记关心的问题。
作为一位老党员,平日里他总会去施工现场看看,碰到负责人就问问进度,一起商量着加快施工。“去年8月,我在晨练时发现,在暴雨影响下,路边滑坡的泥土将道路堵塞了。”张伟基说,没想到,第二天泥沙就被处理干净,道路也畅通了。看见这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张伟基不禁竖起大拇指用力地点了一个“赞”,他告诉记者,“我们社区干部就要有一颗为老百姓服务的心,因为只有一心为民,才能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