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0年出生，又在深圳长大，我和我的同学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就是小时候每年都要写一次题为《我是特区同龄人》的作文。所以特别感谢统战部组织这次活动，让我有机会在40岁找回学生时代的记忆。

记得当年老校长曾经说过：深中每年有多少人考进清华北大，不值得骄傲。大家毕业以后都回来建设深圳，才值得骄傲！

老校长的话是期许、是鞭策，也是我们这一代深圳人的写照。

在我们那个时代，深圳的孩子要想读好一点的学校，必须远赴他乡！后来，在规划国土委的时候，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勤大力推动十大特色学院落地深圳，我有幸参与了其中一些选址和规划工作。当时我就想：要让我女儿这代人，不用离开深圳也能读到顶尖的大学。

十年过去了，看着现在排队落户深圳的名校们，我想，我们做到了，深圳做到了。

再后来，雄安新区成立的第一个月，受深圳市委组织部选派，我代表深圳北上支援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在雄安期间，我加入了深圳致公。

不瞒大家，当时是北京致公先联系我的，并且希望我能承担起创立雄安致公党组织的重任，当时整个河北省都还没有致公党组织。面对这样光荣的任务，我的选择是：专程飞回深圳，向大平主委递上了我的入党申请。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和我同一级的深中同学中，已经有四位在深圳致公等着我。，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党外人士：比如汪之涵，是深圳芯片产业的领军人物；比如黄鼎隆，是深圳人工智能的顶尖专家。

我们聚会的时候难免感叹，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在离开深圳中学20年后，又不约而同聚在了深圳致公？我想首先是我们对深圳化不开的故乡情结，不管在外面有多少机会，最终都会选择回来建设深圳。

但是更重要的，背后是我们深圳统战工作的凝聚力，当我们专业上有所建树，思想上也有所提升之后，第一时间就接纳了我们，让我们找到了组织，让我们融入了深圳统战的大家庭！

我们几个都是技术专家，过去，面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专业技术上的策应。而在加入深圳统战大家庭之后，站在更高更大的平台上，我们也开始有机会可以策动一些足以影响城市发展进程的大事了。

以我自己为例：参与党派工作的第一年，我主笔了那一年的党派集体提案。那是一份关于共享经济的提案，我当时就提出：共享经济的关键在于数据要流通，数据流通的关键在于权属要明确，要想推动数据确权，就要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

这条建议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列入了次年的立法工作计划。

我本人是研究城市的，我总是把这两部《条例》放在一起谈。如果说 1988年的《深圳经济特区土地条例》为特区释放了土地这一当年的新生产要素，拉开了深圳30年城市大发展的序幕；那么眼下这部数据条例则为特区释放了数据这一全新生产要素，必将在下一个30年再造一个数字深圳！

更让我心怀感恩的是，这个提案并没有像被人抱走的孩子一样和我就断绝了关系。起草工作启动后，我作为最初的提案人，受邀加入起草专家组，从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角度统筹数据专家和法学专家的一些工作，有幸见证了惊心动魄的起草全过程。现在，这部《条例》已经完成了公示，即将人大一读。

正是深圳，给了我这样见证历史和参与历史的机遇，将我的一点微光，汇入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炬火！

我相信，这份对特区的感谢和对特区统战工作的感谢，不止是我的，也是整整这一代与特区年龄相仿的年轻党外人士共同的心声！

今年，我有幸入选“特区四十年四十位同龄人”。在属于经济特区的四十年里，我想我应该做到了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

在属于先行示范区的新征程上，我想将一句话送给我和这座城市：大国，方有大城，大城，方有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