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挖掘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近年来，龙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的指示精神，长期深挖本土红色资源，深度提炼龙岗革命前辈的斗争精神，进一步完善和丰富龙岗区革命武装斗争的红色故事，切实担负起“当好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重要守护者”的职责使命。

今年来，该局对东江纵队老战士曾鸿文同志的革命事迹进行了深度探访研究，并结合龙岗革命历史脉络形成系统性的人物小传，在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通过本报向大家讲述革命英雄的事迹，拨开时间迷雾、战场硝烟，忆先烈、追往昔，重温红色岁月、赓续红色血脉。

“半生戎马，功在东江，虎踞梧桐歼敌寇；一代豪雄，泽披桑梓，魂游南海赞鲲鹏。”（曾生夫妇撰联）

“山村豪杰，抗日英雄，彪炳一生为大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哀思万缕悼良朋。”（王作尧夫妇撰联）

1990年5月2日，享受老红军老干部待遇的一代豪杰曾鸿文在深圳去世，享年98岁。曾生、王作尧两位老首长因身体原因，不能前来参加追悼会，特意托人送来花圈和挽联，极尽哀思之情。这两副挽联，高度评价了曾鸿文同志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曾鸿文是东江纵队的一个传奇人物。

他是广东省宝安县布吉乡雪竹径上村人（今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新雪社区雪竹径村），年轻时加入洪门，任新安堂堂主，追随孙中山为民主共和而奋斗，带领会众除暴安良、行侠仗义，保护一方平安。在深港两地，他的名号就是一张通行证，报上“曾大哥”的名字，打家劫舍的土匪都不敢不放行；他的名号是一杆旗，打出“曾大哥”的旗帜，四方乡邻纷纷聚集麾下。大革命时期，他带领会众，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逐步向党的组织靠拢，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日军入侵华南以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进了人民军队。他利用自身威望和影响力，积极协助党组织组建抗日武装，广泛发动民众参加抗日队伍，动用各种人脉为部队筹集粮款和军用物资，掩护伤员和传递情报等，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曾鸿文的影响和带动下，他的亲人、朋友以及乡亲，纷纷走进革命队伍，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他们的革命轨迹，涉足大江南北，绘成一条线，可贯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热血年代；他们的革命故事，各有曲折传奇，绘成一幅画，可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长卷添姿增彩。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曾鸿文和其亲友的革命故事，正是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团结的生动写照。

曾鸿文的抗战传奇

抗日战争时期，曾鸿文多次参与中共抗日武装和地方政权的组建工作，是东宝边人民抗日游击队、阳台山区抗日自卫总队、港九大队元朗中队、宝安大队、宝安县抗日自卫总队的主要创建者和组织者，是布吉乡、宝安县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他几次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带领部队转危为安，让文化名人大营救等行动取得辉煌胜利，为阳台山根据地、鸡公山游击区和港九抗日基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曾生、王作尧对他“功在东江”“抗日英雄”的评价，实至名归。

心中怀大义 武装驱倭寇

按照现有史料，曾鸿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最早可追溯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他在香港发动港澳同胞和海外爱国华侨，捐钱捐物支持内地抗战。“甘建南同志到香港后，和曾鸿文等同志在香港新界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经常在九龙袁鉴文同志（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组建者之一，抗战时曾先后任中共东莞、宝安县委组织部长）的父亲袁籍家里出入。”甘建南是1939年牺牲的抗日烈士，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到香港开了一家金银首饰店，以此为掩护，和曾鸿文等人一起从事抗日活动。袁籍家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他们以做生意为名，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为抗战筹措物资。

曾鸿文还参与了宝安县第一支中共抗日武装的组建工作。那是1937年12月，共产党员黄木芬（东宝边区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队长，广西钦防华侨抗日游击队参谋长，革命烈士）、刘向东带领10多人，以“抗日救国教育实践社流动工作团”的名义，到乌石岩、观澜一带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在曾鸿文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抗敌后援会。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华南；12月，曾鸿文积极协助黄木芬，征集民间枪支，号召乡民报名参加抗日自卫队，在观澜、龙华地区（含坂田区域）组建了一支三四十人的抗日武装——东宝边人民抗日游击队。

1939年元旦，东宝边人民抗日游击队、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第三区常备队等几支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东莞苦草洞进行整编，在200余人中挑选了120人，重新组成一支战斗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黄木芬则带领其他非战斗人员，组成政工队。1939年3月，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取得国民党部队番号，被改编为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政工队则被编为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政工队（简称“四政队”），黄木芬任队长，由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直接领导。

据黎明、黄克、陈鉴泉、邝耀水四人合写的《回忆“四政队”》一文显示，“四政队”仅存在一年时间。这一年里，“四政队”在东宝地区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搜集日伪军情报。其中，第一分队长黄克带着曾光（曾鸿文长子）、肖亦群、莫翘英、严志胜（平湖山厦人）等人到雪竹径，负责布吉、望天湖、岗头一带的情报搜集工作。黄克还带领曾光、曾梅（曾鸿文之弟，中共党员）等人，到布吉至李朗一带，剪掉敌人铁路上的电线，将几百斤重的电线运回雪竹径，用以架设雪竹径至观澜松园厦队部的通讯线路。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国共两党虽合作抗战，但国民党为了加强独裁统治，削弱共产党的影响，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让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甚了解。因此，在日军入侵华南、国军全线溃退、中共重建华南抗日武装之时，像曾鸿文这样具有爱国心、影响力的民主人士，就成为中共团结和争取的主要对象。他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华南抗日武装迅速组建的关键力量。

曾鸿文的威望和影响力，曾生、王作尧、林平等人在回忆录里都有言及；曾鸿文的贡献，深圳党史亦有多处记载；曾鸿文的传奇故事，至今还在家乡流传。“我们小时候，经常听老人说，曾鸿文晚上带部队进村，连狗都不敢吠。这反映了曾老前辈的威严和他与村庄的密切程度。”据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后勤战线老战士刘观保的儿子刘思源介绍，在老一辈宝安人心中，曾鸿文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他熟悉这一带的每条村庄，熟悉村庄的每条道路，“他仗义疏财、伸张正义，所以赢得附近贫苦百姓的尊崇和爱戴”。

1938年12月，在黄木芬介绍下，曾鸿文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布吉地区的首批党员），并在次年1月正式参加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任民众抗日独立大队大队长，从江湖义士蜕变为党的坚强战士。曾鸿文的人生，翻开崭新的一页。

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忠诚

1940年3月，国民党重兵围剿曾生、王作尧部队。东江军委和部队领导认为国共合作已经全面破裂，作出东移海陆丰、向国统区发展的错误决策。曾鸿文留在宝安坚持战斗。东移路上，部队损兵折将，人员从出发时的700多人锐减到100余人，处境极度困难。生死攸关之际，6月初，梁鸿钧（时为东江军委书记，负责曾、王部队的军事指挥）从香港带来党中央“五·八指示”，指出曾、王部队不向敌人进攻、而向国统区行动的决策，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归失败；部队仍应回到惠阳、东莞、宝安地区，大胆抗日，不要怕和国民党顽军打摩擦仗。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曾、王二部决定重返惠东宝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幸存的一百多人，从海丰县的鲘门，到达淡水附近的万年坑村，再经过坪山、宝龙附近的敌占区，到达碧岭交通站廖其浩家的炮楼宿营，随后又来到横岗附近的红色堡垒村——山子下（今龙岗区园山街道大康社区）。从山子下到布吉鸡公山亦是一段险途，日、伪、顽军把守着龙岗、横岗、沙湾、丹竹头、布吉、平湖、观澜等交通要道。为了确保安全，王作尧想起老朋友曾鸿文——只有他，才能将这幸存的一百多个抗日火种安全带回鸡公山。他赶紧派出警卫员何通前去联络。1940年8月，得知部队处境的曾鸿文马不停蹄，从家乡雪竹径赶到山子下，与何通一起做向导，带领队伍西返。

“1940年3月，曾、王两部东移海陆丰，我奉命留在宝安坚持地下斗争。8月，曾、王两部按照中共中央‘五·八指示’返回惠东宝前线，到达小三洲待命。我奉命在布吉的雪竹径、上下坪等地，为部队选择隐蔽休整地和筹措给养，在部队处境最困难之时建立立足点和选择召开上下坪会议的地址，为游击队返回惠东宝地区做准备。”在曾鸿文所写《初进港九》一文中可以看出，为了迎接返回的部队，曾鸿文事前做了大量工作，从立足地到开会地点，他都做了精心选择和布置。

据郑伟灵《回忆东移海陆丰》一文所述，曾鸿文从山子下将部队带到广九铁路线以后，让战士们隐藏在铁路旁的一处土堤下，他与何通先行摸到铁路上观察情况。确信未发现敌情后，曾鸿文将尖兵班分成两组，先上铁路向前后两侧推进，占领有利地形警戒掩护；何通则带领部队主力快速通过铁路。

到达鸡公山后，曾鸿文将大部分战士安排在半山腰的上下坪村隐蔽，将数十名战士带回家乡雪竹径村休整，将曾生、王作尧等领导人安排在自家炮楼住宿。据吴重龙《虎啸东江》一书所写，为了保证部队安全，曾鸿文在村子外围都布置了眼线：其弟曾煌、曾梅和自卫队员，装作在田里劳动；其子曾光、曾强、曾吉勇，装作在林间帮忙，监视四周动静；自卫队的张玉（雪竹径人，受曾鸿文影响走上革命道路，三虎队首任指导员）等五六个人，在外围担任警戒，防止国民党顽军或日伪军偷袭。“雪竹径与平日一样，看不出什么异常。附近百姓偶见三三两两陌生人来到村子，也只以为是曾鸿文的江湖朋友，或者是脚夫走亲戚的，并不在意。”

1940年9月中旬，在曾鸿文的建议下，林平在布吉上下坪主持召开了部队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五·八指示”精神，总结部队东移受挫教训，确立了在惠东宝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上下坪会议以后，曾生、王作尧部队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两个大队，分别开赴宝安、东莞敌后，创建了阳台山和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一万三千余人的东江纵队。在上下坪召开的此次会议，是东江纵队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上下坪，值得永远铭记。

这一次，曾鸿文为保留东江抗日火种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广泛发动雪竹径、上下坪、杨美、南坑（均属龙岗区）等鸡公山区域的村民，帮助部队走出困境的行动，是抗战时期龙岗人民拥军支前的一次经典范例。

第五大队在阳台山站稳脚跟后，成立了阳台山区抗日自卫总队，曾鸿文担任总队长，继续利用自己的声望为部队招兵买马，号召阳台山区人民积极开展拥军活动。

阳台山根据地创建初期，第五大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曾鸿文建议：“我们可以打出护路的旗子，向过路商人征税。”于是，王作尧在梅林坳、水径、乌石岩等路口设立了税站，号召过往客商为抗日交税。这些处于交通要道的地段，常有土匪出没，商人常被敲诈抢劫。游击队赶跑了土匪，保护了商人利益，商人因而都积极缴纳税款。“税站”也在东江游击区广泛推广，成为部队军需的重要来源之一。

勇士安知义 智者必怀仁

1941年11月，日军开始向宝安县境内源源不断增兵，准备进攻香港。11月下旬，林平、梁鸿钧、曾生、王作尧等人在雪竹径上村曾鸿文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建精干小分队，在日军进攻开始后，立即进入港九地区开辟新战场。

“1941年12月6日晚，我和钟清同志从总部出发，乘着微明的月色，经梅林坳到沙头村。当地渔民帮我们找了一只小艇，连夜把我们送到元朗。当时的元朗还是个小镇，人不太多，附近有一个乡村，叫做十八乡。过去我和钟清都在那儿活动过，那里的群众几乎没有不认识我们的，他们都称我为曾大哥，称钟清为清仔。”据曾鸿文所写《初进港九》一文记载，日军进攻香港前两日，曾鸿文带着钟清提前到了元朗，凭借声望，一夜之间拉起一支40多人的队伍。这支队伍，是中共最早在香港组建的抗日武装，1942年2月被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元朗中队。

12月8日，日军炮击新界、占领九龙。曾鸿文带领队伍摸进英军弃守的阵地，捡到大批枪支弹药搬回元朗，并连夜派人用船运回游击队总部白石龙。此后几天，他们又收集到大批的武器、粮食、布匹和药物等，一船船地运回总部，为游击队储存了大量的军需物资。

日军占领香港初期，囿于兵力不足，只在交通要道和较大的市镇建立了据点，没有余力顾及新界的大片山区。当地的汉奸、恶霸、地痞流氓和土匪趁机为所欲为、欺压百姓。曾鸿文带领队伍，扯起“曾”字旗，惩治汉奸恶霸；广发“英雄帖”，举办“联谊会”，单手击飞鸦震慑群匪，让周边土匪从此不敢胡作非为，不敢投靠日本人。曾鸿文的队伍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很快在元朗站住脚。

12月下旬，曾鸿文接到新任务，负责扫清盘踞在大帽山的悍匪黄慕容，为文化名人大营救打通九龙到新界的通道。曾鸿文借助游击队第五大队短枪队、长枪排的支援，逼迫黄慕容让出地盘，控制了大帽山及附近山区，彻底打通了港九到阳台山根据地的陆上营救通道。

大营救期间，大多数人正是依托这条陆上通道，靠着“曾大哥”的名号，从香港安全撤离到了鸡公山游击区。为了防止零星土匪拦截，游击队总部专门抽调经验丰富的交通员带路，曾鸿文在险恶地段加派兄弟武装护送。“为了沿路的安全，王作尧特意请与他交情深厚的曾鸿文出山，与沿途的土匪谈判，把九龙到宝安一线打通，保住了文化界人士的安全。”多年后，王作尧的夫人何瑛回忆往事，仍对曾鸿文赞不绝口。

在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中，曾鸿文负责西线陆上通道的统一指挥。自此，他的名号传遍海内外；脱险归来的文化人，始终不能忘记一个叫做“曾大哥”的人。

策划/统筹：龙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文：陈建平 康爱民 颜晶 供图：曾子豪 刘思源 陈茂良 张碧瑶 王勇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