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岗融媒记者 宋莹 文/图

从雨果奖获奖作品《北京折叠》到新作《银河学院》，从体制内研究员到“童行书院”的创立者，郝景芳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技术与人的关系。

她不喜欢重复、刻板和固定节奏，对于“延迟”似乎也缺乏耐受度。而AI让她第一次感受到，许多过去无法落地的想法，可以迅速被验证和实现。

近日，龙岗融媒记者专访郝景芳。在这场对话中，她聊到了AI如何改变创作与创业、OPC模式的自由与效率，以及为什么深圳龙岗1小时就能“打动”她，让她决定将新公司落地于此。

而比起讨论AI本身，郝景芳身上更有意思的，或许是另一件事：她正在提前呈现一种未来人与工具之间的共生状态——不断借助AI，把从想法到现实的“摩擦度”降到最低。

“相比人，我更喜欢跟工具打交道”

记者：您整个人看起来非常轻盈，跟我设想中学习天体物理学的人很不一样。

郝景芳：你不觉得天体物理学是个非常有“少年感”的学科吗？我就是因为天体物理学太浪漫了，才选择读这个学科。

记者：那后来为什么又决定离开体制工作选择创业？

郝景芳：实在不想上班（笑），这是我选择脱离体制的原因。我对每天重复一样的时间表有些受不了。第二个原因是，我想做以自己为主导的事情。我从小是一个比较自主、想法又多的人，所以想做对社会有意义，也能给自己带来意义感的事。

记者：2012年您在写《北京折叠》时，AI还是个非常边缘的概念。但在2017年出版的《人之彼岸》中，您已经在探讨人的意识和AI的关系了，您为什么会对这些问题产生兴趣？

郝景芳：在科幻领域，无论AI还是机器人，其实都属于老概念了。但因为AI和现实的关联比较近，所以至今依然是科幻领域热门的题材。我并非纯技术型的写作者，一向比较注重科学技术和人心之间的关联。所以我在写科幻的时候，并不是想用没人写过的新科技去“炫技”，而是想探讨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人心深处的思考、选择和困惑，以及人类和人类文明未来将会如何发展的问题。

记者：您之前提过自己是一个“挖坑不填”的人，行动经常赶不上新想法。但有了AI之后，它似乎可以帮您解决很多问题？

郝景芳：是的。这个世界上有一半人跟人打交道更舒服，另一半人跟工具打交道更舒服，我是典型的后者。比如拿到一个东西，有的人会问：“这怎么弄？你教教我。”而我是那种一步一步按说明书操作的人。我在学校做研究的时候也是这样，遇上什么不会的，我会自己琢磨，不到迫不得已不跟人讲话。

创业95%的失败被AI“压缩”掉了

记者：似乎某种程度上，AI好像天然适合您的工作方式。当您第一次对AI Coding“上头”的时候，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郝景芳：昨天下午在机场候机时，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想做一款全新的多媒体阅读器，能根据故事情节配上图片、视频、音乐，并加入朗读功能。我让我的AI Agent帮我做了产品策划和MVP设计。候机那会儿工夫，第一版产品已经出来了。到了晚上，这个MVP产品已经可以体验了。以前没有AI的时候，从想法到初步实现会经过漫长的过程。现在，你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自己的Idea变为现实。

记者：通过努力去达成成就，过程虽然很缓慢，但成就达成的那一刻，不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快感吗？

郝景芳：如果告诉你，你的努力95%是失败的，只有5%的概率能把Idea成功呈现出来，并且中间注定要经过艰苦的奋斗，你能不能熬过去？如果你是5%的成功者，确实会收获很大的快感，但剩下95%的人体验到的纯粹是煎熬。而现在，AI可以让想法快速被检验。不至于让人在Idea阶段，就把时间、精力、身家，甚至人生都赌进去，最后却以失败告终。虽然AI对每个工作岗位的提升程度不一样，但对于创业来说，真的是一次质变。

记者：AI在作品影视化方面，对您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郝景芳：以前很多科幻作品是根本不可能拍出来的。在我的作品《看不见的星球》里，描写了10多个不同的星球，每个星球上的地貌、生物都不一样。过去，这些内容用传统CG制作，需要很高的成本和极长的制作周期。现在用AI，你只需要对它进行具体描述，它都可以做出来。而且，生成一张外星球图片和生成一张深圳市的图片，成本几乎没有差别。

“我的新书，已经有一半在用AI创作”

记者：您会使用AI帮助您进行创作吗？

郝景芳：在我今年新出的小说《银河学院》里，AI写作的比重已经占到一半了。出版社的编辑还一个劲夸我今年写得好：“这一段写得真不错，让我鼻子一酸流眼泪。”昨天一位读者还反馈说：“感觉《银河学院》第二集更吸引孩子。”其实读者也看不出来哪些部分是AI写的。所以，我认为这件事主要看作者心态，你是否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愿意跟AI一起协作。就像我的AI，现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到我。

记者：您在工作中是怎么同AI进行协作的？

郝景芳：我搭建了一个写作工作台。把我这个系列前面写的所有文稿、设定集都上传进去，作为它的知识库——这就是它的后天学习。然后把新故事里的人物设定、故事线、世界观补充存进去。提示词也不是一段话，而是一个很长的prompt文档，告诉它如何工作、有哪些规范。实际上AI已经很聪明了，而且是“大脑智商高”那种聪明。所以将文档输入后，它在交流时就能理解作者的意图，找到合适的文风，并按照设定规范去写作。

记者：您认为产出的作品算是您自己的创作，还是跟AI的共创？

郝景芳：首先要判定，你写的文章和故事，什么是最核心的东西？比如你现在有一个录音笔，你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之后，它帮你变成文字，并且整理了一下，但你一个字也没写，你觉得这篇文章，它是你的吗？

记者：我觉得应该也算。

郝景芳：它为什么算你的呢？

记者：因为它整个逻辑思考架构是我的。

郝景芳：对，因为思想是你的，就是你的。

记者：那表达呢？

郝景芳：至于表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风格，比如有人说话特别脆爽麻辣，有人娓娓道来，细腻温柔。当你用你的顺序和风格进行表达时，AI就会按照你的风格进行填充完善，跟你是执笔写，用电脑敲字，还是用语音录入，或者让AI去辅助你，我觉得是没有区别的。唯有一种，比如你直接跟AI说：“帮我写一篇爆款文章。”相当于你脑子里面没东西，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它不可能是精品。因为真正的精品，要有独到的思想、个性和风格。

从AI到OPC：消除“协调成本”的公司组织模式

记者：在AI的辅助下，您之前把公司拆成9个小的OPC，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郝景芳：目前，我自己保留“童行书院”的平台和品牌。人员规模上，最多的一个公司有3个合伙人，大部分是1—2个合伙人。把公司拆分成9个OPC之后，效果比我想象的好。以前在一个公司里做事，多少会约束每个人的能力。现在分开了，大家自己都是老板，能量全都释放出来了。比如今年夏令营的产品，从数量到丰富程度再到质量，都比去年好。

记者：公司拆分后，合作模式从内部协作转变为公司之间的合作。这种模式难道不会成本更高吗？

郝景芳：从沟通成本来看，我们从2021年以后就是线上远程办公，现在分成不同的公司，商议事情还是用同样的方式，沟通上并没有太大变化。其次，把合作变成纯协议的模式，反而简单许多，因为责任变清晰了。比如以前新客户数量不够，全公司等着自媒体部门想办法。现在按产品线、按业务线拆分后，所有公司都积极主动找合作伙伴、参加会议、做对外宣传。以前推广品牌不是老师和教研的事，但分成OPC之后，他们做这些事情同样很得力、很有能量。

记者：您选择将自己的公司拆分成OPC，会不会和您前面说的“不想被固定节奏束缚”是连在一起的？

郝景芳：就像你问我为什么从体制内出来，我说“不想上班”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人生要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过。我更喜欢研发和搞创作，对其他事情不太热衷，所以OPC对我来说比较合适。但OPC只是一个选择，并不是标准答案。以后还是会有1000人的公司，也有10万人的公司。只是我不爱管那么多人，我更愿意自己管自己，这样我也更舒服。

一个追求效率的人第一次被“推”着走

记者：今年4月，您将自己两个新的OPC公司落地在深圳龙岗，并且提到龙岗仅凭1个小时就打动了您，为什么？

郝景芳：我选择龙岗，一是因为工作人员很有热情，二是办事很有效率。在我提出公司落户的想法后，相关部门立刻着手安排和对接，第二天就带我去看了“星火社区”。我本以为会走很多流程，至少要等上几个月才能有结果，但没想到中间的步骤非常少。我看中的正是这种高效。今年我在深圳落地的两个项目，都是深圳的工作人员“推”着我在走。

记者：现在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

郝景芳：算下来，从正式聊这件事到现在，不到半个月，已经可以看结果了。AI影视项目也一样。合作意向确定以后，导演迅速做了一个4分钟预告短片，5月23日就在文博会播出来了。从确定意向到成片，只花费了两个礼拜。

记者：除了影视制作公司，您还有一个OPC是做智能硬件的，而深圳的硬件产业链非常完善，所以这也是您选择深圳龙岗的原因之一吗？

郝景芳：我一直觉得，永远不要做“重新发明轮子”这样的工作，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人做出来了，你跟人家合作就可以了，从头开始再做一遍是完全不必要的。我之所以来深圳，就是因为深圳有现成的技术。我负责的是软件和硬件的协同，以及IP内容的部分，只需要用我的OPC和硬件公司去协同合作就行。

记者：据了解，您曾提过龙岗可以打造一个“科幻村”，这是个什么样的想法？

郝景芳：有一次在草坪读书会上，大家聊到龙岗区如何做出自己的特色。有人提议，不如把这里打造成以科幻为主题的区域。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因为全国各地都在做高新技术，大家其实差不多。但如果加入科幻元素，就会变得非常有特色。而且龙岗已经有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活动，比如AIGC“瓦卡奖”。如果再聚集一些科幻创作者来注册工作室，这不就变成“科幻小镇”了吗？

AI与人的未来：从工具到交缠共生

记者：目前来看，许多人对AI还是持相对比较保守的态度，坚信“AI一定不会取代人类”。但今天聊下来，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似乎有些不同，甚至还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任何一个跟你说某某专业是AI不能做的，都绝对不要相信”。

郝景芳：我在《人之彼岸》里大概写了6篇“未来AI与人关系”的小说。在写到数字分身时，我写一个创业者因为要跑大量会议，于是就派自己的数字分身去。而就在上周，我也让自己的数字分身去文博会参加了签约。在《爱的问题》故事中，我写社会中的各种面试都是用AI进行。现在，我一位同学创办的公司，整天就在研究怎么用AI进行招聘。这些都跟小说里写的故事是类似的。所以很大程度上，未来的AI依然要服务于人的需求，但它又越来越像“神明”。人们使用AI就像“拜神”一样：这件事要怎么办？该不该选择这个工作？这个时候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一方面，AI听命于人、满足于人。另一方面，由于它在智力上的“控制范围”越来越广，它实际的“权力”和“能力”又是远高于人的。所以，这是一种相互交缠、共生的关系。但我不认为AI能够纯粹脱离人类进行生活。AI作为信息产物，完全是构架在Digital Data上面的，而我们人类是生产Data的。但我认为，AI和机器人接下来可以替代很多工作和职业，而且很有可能是大规模的。

记者：在使用工具这件事情上，您其实已经走到很多人前面了，您还会不会有“被科技进步落下”的焦虑？

郝景芳：我不会。我总觉得我还跑在它前面，认为它还不够聪明，达不到我的要求。去年初，我想让它帮我写小说、生图、生视频，我嫌它笨。到了今年初，我觉得已经很满意了：真不错，虽然有些地方依然让我有些嫌弃。不过我很相信它的进化速度。从去年1月到今年2月，AI几乎每个季度都会进化一次。所以，我现在还嫌弃它笨的地方，3个月以后可能就不笨了。我还是挺期待的。

记者：所以与其说是工具选择了您，不如说是您选择了工具？

郝景芳：我觉得，这算是一种双向奔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