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霞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由1979年不到3万人发展到现在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人，成为我国的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到深圳打拼的每一个人背后都有故事，只是内容不同而已。近年来，有一首诗歌《南方北方》家喻户晓，与我当初的心境不谋而合：“到南方的风中流浪是我的向往，养育我的北方便成了思恋的地方我的青春已化作南方的山山水水我的爱已在南方生长……”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我来到了深圳。此前我在家乡山西一所大学任讲师，主讲《资本论》，我萌生了到改革开放前沿深圳实地考察的念头。大学教师可以在没有排课的空隙安排课题研究，我便报了“市场经济的内涵是什么”这一课题，学校获准我用半年时间到深圳进行调研并写报告。随后，我与深圳的亲戚联系。这位有着3000名员工的老板得知我要投奔他，满口答应下来。于是，1992年3月17日，我到位于宝安的深圳海洋电脑接插件厂报到。第二天，接待我的主管给了我一套工衣，直接到厂区的人事课做了文员。他告诉我：“老板这些天不在深圳，你的工作是接发传真、接待来访客户、给客户端茶倒水、为员工办理暂住证、招聘员工及入厂培训……”没等主管说完，我已经懵了！这与我南下的初心相去甚远！可当时的深圳，抬眼望去四处尘土飞扬，耳旁全是机器轰鸣声，我唯有这个地方可以落脚。由一个大学讲师变成了打工妹，其中的心理落差、悲观失望、彷徨紧张不言而喻。

来到深圳之后，有一些人和事对我影响颇深，令我久久不能忘怀。

厂里的清洁工是我到公司第一个见到的人。当时，我拖着大号行李箱、背着背包，还提了一袋下飞机脱下的冬装，走进公司大门看到一个左右脸蛋不对称、长相可与巴黎圣母院敲钟人一比的人，拎了装满垃圾的筐子往大门外走。他见我步履艰辛，忙把筐子往墙根一放，对我说：“我帮你拿吧！”他边说边接下我的背包跟箱子。我说我是新来的，要先找这里的主管。他说，那我帮你把行李放到宿舍主管那里，女工住五楼，你报到后就可以直接过去。我抬眼看了一下，没有电梯，真是多亏了他的热心相助，我连忙道谢。后来，与同事们说起此事，大家似乎已经习惯助人为乐的他。她们告诉我，谁都可以请他帮忙，而且他来者不拒。我们的办公室永远窗明几净，在“五一”前选举劳动模范时，他所得票数最多，当选为我们课的劳模。同事们告诉我，他是个老员工，公司成立时就进厂了，连年都是模范，他每天都会比别人多上两个小时班，为了不影响大家上班而提前打扫办公室或等大家离开后再搞清洁。在公司的颁奖大会上，主持人要他发表获奖感言，他笑得脸红脖子粗，最后憋出一句话：我不会讲话，只知道要做一个好人。我对他肃然起敬！一份感悟油然而生：高尚与地位、富贵、长相无关，重要的是举止言行。于是，我在他身上得到了来深的第一份收获：敬业。

第二个人是我的同事，我俩同宿舍、同办公室。她是湖南人，母亲常年患病卧床，父亲在建筑工地当搬运工时被倒塌的脚手架压断了左腿，家中还有一个正准备高考的弟弟。她每天都是一脸笑容，看不出苦难的痕迹。有一天，我俩去给员工办理暂住证，我对她说：“我知道你家里的事了，很为你着急，你却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她跟我说：“着急有用吗？哭鼻子有用吗？你可听说过一句口头语叫‘深圳不相信眼泪’！我整天皱着眉头，别人以为欠了我什么，最后都会远离我，何苦？与其哭鼻子抹眼泪，倒不如想办法如何渡难关。”于是，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微笑，原来也是一种坚强。

第三个人便是我的老板。到公司差不多一个月，我才见到他，而且是在公司的动员大会上。他在主席台上讲话，我在下面聆听。那次，我获取了三个信息：海洋厂要更名为富士康集团公司；未来10年，中国半数以上家庭要有富士康的产品；员工的伙食要保证每人每天一个鸡蛋。记得当时，人人脸上浮现出兴奋的笑容，我还多了一份感动：为老板关注员工的健康而感动。

在人事课工作满半年后，我办理了停薪留职，并被调入董事长办公室，任董事长秘书。在这个层面上，接触的人、所从事的工作都成为我一次又一次的挑战。老板是个工作狂，这就苦了我。公司的上班时间是朝九晚六，他每天提前半个小时上班，然后再推后半个小时下班。我作为秘书，肯定要比老板上班早，比他下班晚。而且，我要在他上班前从复印机旁的废纸篓里捡回复印坏掉的纸张，挑出反面无字的废纸，用刀子裁成一沓小方块放在他办公桌上做便签纸。一次停电，他在6楼宿舍无电无水，我让门卫给他送去了一桶水，他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了100元美金给了保安，当时我心中极度不平衡——这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呀！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为480元人民币，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若知道一桶水这样值钱，我就自己去拎上来了！”老板说：“你不要跟人比这个，你要从长远看自己能得到什么！我给人以鱼，但我给你却是鱼竿！你懂我的意思没？”

来深圳的第一个中秋是在公司过的，望着月亮，想家，想念我那7岁的孩子。但我想起一脸阳光的同事，想着自己半年多的收获，颇有成就感。当时，我挥笔写了一首打油诗放在办公桌上以示安慰：“深圳打工似天涯，严冬无雪有奇葩，莫恋故土秋月朗，心安之处亦为家。”不经意写下的文字在后来相当一段时间成为员工们的流行语：心安之处亦为家，我也因此得到了老板的第一次口头表扬。

过春节，大家放10天年假，老板却把儿子留在公司值班留守并担任一条生产线的线长。回到台湾家中，爷爷向儿子要孙子。他告诉父亲：“您孙子现在可有出息了，他在大陆任县长（线长），工作很忙，元宵节才能回来看您。”老爷子很开心，逢人就说：“我孙子可给我长脸了，在大陆当县长！”

1995年，我考上公务员，进入深圳市委讲师团，离开了富士康。打工三年所学，是我从小学到研究生都不曾学到的。我在清洁工身上看到了敬业与勤勉，在同事身上学到了笑对困难与艰辛，在老板身上学到了简朴、善良、责任与睿智，这是深圳精神的承载和运用，并成为我人生难能可贵的营养与财富。

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投资建厂，由最初的几百人到现在的50万名员工，最多时达到65万人，全国企业员工逾百万人，号称百万大军。我也由原来的打工妹成长成一名国家干部。说到深圳改革开放的诸多第一，比如深圳速度、深圳率先建立的证券交易所及一系列改革措施等，我也有几个第一：参加深圳首次在市体育馆举办的大型人才交流会，成为深圳人和公务员；参加龙岗建区以来的干部招聘，成为一名处级干部；首次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了个人摄影展览《我的父老乡亲》，迄今为止，在该馆举办个人专题展览的业余摄影人中，我是唯一的女性。这一切，得益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改革中宽松的人事政策与制度，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富士康，也没有我的今天。

回顾来深历史，心中充满感激，感恩改革开放，感恩这伟大的时代，我愿与大家分享并共勉。唯有不断努力，不断前行，为这座充满生机的城池添砖加瓦，让她更加美好，才不负这大好春光。（作者系龙岗区关工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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